当然，古人没有现代的国家、社会、公民的观念，因此把仁义礼智信区分为三个层面不能是机械的，而是说仁义礼智信的内涵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国家、社会、个人的层面。
蒋庆指出，这种历史演进过程不是对历史发展进行合乎逻辑的解释，而是为人类提供合乎道德的行动方向，以期建立理想社会。本文试图阐明儒家宪政在这两方面的分歧，并分析将其运用于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
为了使儒家思想在当代多元社会的政治重建中发挥作用，他主张在此过程中应该把儒学作为一种温和的圆善主义（moderate perfectionism）加以应用。[4] 蒋庆：《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第299页。后一个要求就是说儒家宪政应该能够与现代社会的合理的多元价值信念相融合，应该为个人自由提供空间，允许个人追求不同于儒家思想的关于良好生活的观念。这种努力无疑增强和拓宽了儒家思想中个人自由的空间，但仍不能解决儒家思想与合理的多元价值相融合的问题。参与政治事务对人的智能和品德的要求很高，要求个人对公共事务有充分的知情（well-informed），能够做出良好的政治判断。
道德自治一般包含四种因素，一是对道德的自愿的遵从（the voluntary endorsement of morality），二是对道德生活的反思（a reflective engagement in moral life），三是道德作为自我立法（morality as self-legislation），四是道德作为个人意志的激进的自由表达（morality as the radical free expression of the individuals will）。[17] 同上，第61页。简而言之，君子区别于小人者，就在于其文，人之文。
相反，儒家与佛教的冲突，与神灵无关。文不仅是弟子成为君子的关键，也是孔门合群的关键。孔子之教的目的何在？在养成君子。至于更为重要的儒者，则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社会政治权威，在基层社会创立各种制度，以为教化民众之设施。
《公冶长篇》夫子自道：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孔子开创私学，孔子门人也多私人开门授徒。
经之文也随之不断扩大：汉代有五经，实际上，因经义不同，博士就立十几家。孔子首先教弟子以文，然而，前引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表明，孔子所教之文，指向弟子之行。秦制和现代国家都没有教。因此，儒家士大夫群体固然具有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念和知识，但他们中间并没有共同意见之形成机制，甚至很难说存在领袖。
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孔子认为，治国首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此，治国者负有教民之责任。这些儒生还通过通俗性语言文字媒体，比如小说、戏曲等，对普通民众进行儒家价值之教化。原因何在？也许恰恰因为，儒家虽有宗教性，但不是宗教。
在这里，看不到神，看不到启示。越到后世，比如宋明，这种文越多，其在推明治道、养成君子方面的作用也越大。
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于是，辟佛主张常不了了之。
宋以后，伴随着社会之平民化与教育之普及，出现了更为通俗的文，也即蒙学教材。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孔子以六经之文教弟子，弟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而塑造身心之文，文质彬彬，则为君子。依据这样的宗教定义，儒家不是宗教。由此儒家化，各种宗教柔化了其教义中较极端的部分。儒家士大夫通常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批评佛教，比如，批评沙门不敬王者，信众不拜父母的教义损害优良社会秩序。
宋代则出现了讲学之新形态--书院。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
回头，他们运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或权威，通过政、教等各个渠道，在社会各个层面施行教化，将儒家之礼文教给民众。然而，儒家所信奉之天道信仰极为高明：这种信仰没有人格化形象，没有福报，甚至没有崇拜仪式，而完全依靠孟子所说之人的内在的思之能力。
总之，从十五岁始，孔子通过各种途径，学尧舜至周的诗、书、礼、乐，并整理其为经。好学是孔子身上最值得重视的品质。
《述而篇》：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不同质，不同层次，也就不会产生直接对撞，没有你之所得就是我之所失的的关系。中国过去两千年间广泛传播之各种神灵崇拜和宗教，均经历过儒家化过程。至于不识字的普通百姓，因为无力习文，自然难以接受儒家义理。
经由这轮努力，佛教与儒家之间的明显冲突被消解。唐代、元代、明代、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基督教四次传入中国，尤其是后两次传入规模大，且一直延续至今。
儒家是文教，因此，政府虽兴办学校，教授五经之文，却与政教合一不相干。儒家之本在学，儒家发挥作用之渠道是教，狭义的教，以及政中之教。
一个文教，多种宗教 儒家是文教而非宗教，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宗教，也不意味着儒生没有宗教生活。两者相互作用，催生了一些独特而重大的宗教与文化现象。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此即文之第三层含义：人之文，也即，见之于人的身心之文。这些文在四库目录体系中的经部。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中庸》则是儒家文献中，最具有宗教性的了，劈头提出一个决定性命题：天命之谓性。先考察孔子如何养成弟子，其目的何在。
总体而言，儒家士大夫反对其他宗教的活动，总是零散的，这是由儒家之文教性质决定的。但因为儒家是文教，追求优良治理秩序，而神灵崇拜、宗教可以深刻地影响人心进而影响社会秩序，所以，儒家也不可能不对其施加压力。
本文只是初步揭示这一独一无二的事实，而深入地研究、理解这一事实，探究这一事实内在的机理和制度逻辑，对于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秩序之重建，对于全球宗教与文明和而不同格局之构造，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儒家本身不是宗教，并没有排他性的神，更多关心的是人际秩序，所以，诸种宗教才对儒家没有戒心，接纳儒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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